痖弦說,因為葉嘉瑩,每年端午節,臺灣的新詩詩人和舊詩詩人不再隔席吃粽子了,由此一斑,可見葉嘉瑩超出古典文學的影響。此外,白先勇、宇文所安等都與其有交集,可謂影響了一代人的文學批評家。其在大陸所作的吟誦普及,對于當時十年中斷的中國文化而言,可謂即將墜入枯井之人舌尖上的一滴蜂蜜,而用西方文學研究所能接受的方式轉化對中國詩的研究,比如“弱德之美”(The Beauty of Passive Virtue)的提出,也體現了其有靈性的擺渡者角色。不過,為人之癡處即其詩之不工處,因為拘囿于傳統詩的情感結構和生活世界,其對自己置身的20世紀文明的理解是相對局限的,無論是政治抑或“意識”,所以才會有“李杜高峰許再攀”等句罷,不過,人生在世,孰能十全,其為詩文之欠缺處,正在其為人“翩翩君子、溫潤如玉”之絕美處